郑洞国：名垂抗日史，魂唱大风歌

前段时间写了篇文章，名为《沈醉：白白坐了十多年牢的军统大特务，明明是起义将领却无人认可》，收到了许多朋友的留言，大意是沈醉的起义是被迫的，他坐牢并不冤枉云云。

这个就见仁见智了，不过，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，他的确是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字，并亲笔颁布命令要求所有特务停止抵抗，肯定是起义人员无疑，所以，他的身份也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，享受副部级待遇。

江泽民接见沈醉

既然是政府为他平了反，想必肯定比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认定要慎重得多；相信政府相信党，对此，我坚定地认为，沈醉坐牢是冤枉的。

由此，我想到了另一位被认定为起义的国民党民高级将领，他是黄埔战将中最著名的“老实人”，他坚守长春两个多月，饿死百姓无数也坚决不投降，战斗到最后一刻时，自杀不成后被部下挟持，方才走出了他的指挥部，他叫郑洞国。

同样是预感到即将被围困，那济南的王耀武不仅疏散了城中的百姓，还将被关押的百余名共产党人释放，相比于这郑洞国，不得不佩服老王的睿智。

既然是被挟持，就是说郑洞国根本是不愿意投降的，是违背他意愿的，他曾举枪自杀，但被副官夺下并将枪收了起来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怀着“成仁”未果的前提下，在手下的人强行簇拥下，方才走出了最后的藏身之所，这怎么看也不能同起义联系在一起。

走出指挥所的郑洞国（中）

但是，他的确是享受了起义将领的待遇，而他又是在逝世后享受两岸共同祭奠的国军高官，另一个享受到这样待遇的，是杜聿明将军，可以说，他们两个人在我党最高层的心目中，是有别于其他战犯的。

当然，对台湾来说也是如此，不然如何会为这两位被俘的人设置灵堂，因为在东方人的心目中，军人被俘就是一种耻辱。

杜聿明被俘

可以想象，如果杜长官在最后时刻，哪怕有一个班的人带着他放下武器，肯定也不会去那功德林坐十年牢的，因为，他与郑洞国一样，都是我党尊敬的抗日战将，而不像沈醉，怎么说也是特务出身的战犯，即使签字宣布起义了，当时的政府也不认账。

不得不说，郑洞国是幸运的，他不仅没有坐一天牢，毛主席还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；当他受到毛主席接见，接过毛主席递来的香烟时，毛主席还亲自为他点烟，这真是让人惊讶万分。

这样的待遇，不说是国民党阵营之人，即使是我党的高级干部，怕也是不可想象的“恩宠”了；那么，郑洞国是何等样的人，为何两岸的最高层都如此看重他呢？

郑洞国，字桂庭，1903年出生在湖南石门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不过，应该是那种比较富裕的家庭，家中不仅有祖屋十几间，还有几十亩田，父亲在耕作之余，还兼做裁缝补贴家用。

郑老爹还是有些文化的，他很早教郑洞国读书写字，在郑洞国7岁时便被送去私塾念书，14岁时，郑洞国考入全部采用新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，同年，在父母的包办下，与邻村的姑娘覃腊娥结婚，夫妻育有一女二子，感情是相当好。

1919年，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，此时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，郑洞国也和同学们一起，走向街头进行爱国主义宣传，这时的郑洞国深刻地体会到，国难当头，非从军报国，不能救国家于危难，于是，他时刻关注着有关军校方面的信息。

1921年春，湖南督军赵恒惕创办了陆军讲武堂，郑洞国立即前往报名，被顺利录取，正当他信心满满地去长沙准备学习军事时，赵恒惕在湘鄂两省的军阀混战中战败，军校创办之事也被束之高阁，郑洞国的从军之路破灭，只能重返学校读书。

中学毕业后，郑洞国当了一名小学教员，为生活长远计，他再次赴长沙，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。由于他为人厚道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深受师长喜爱。

郑洞国可以说是个学霸级的人物，他在商业学校的期末考试中，他四本功课居然都是一百分，但是，他并没有想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，他还是一门心思地想投笔从戎，走从军报国之路。

所以，当他偶然得知广州的黄埔军校要招生的消息后，立即想着要与好友一同前往，他的这位好友就是参加了南昌起义，并在失败后率部上了井冈山的著名战将，我军初早期的高级领导人王尔琢。

王尔琢

没想到，王尔琢早就在听到黄埔招生时，就不辞而别，偷偷南下了，郑洞国不顾商业学校的老师们的反对，立即去了广州，可惜已错过了报名时间，在老乡黄鳌的帮助下，经过了一番周折，终于成为黄埔一期的学员。

郑洞国文化基础好，身材高大强壮，加上学习训练刻苦，很快便在学员中崭露头角，他在当年就加入了国民党，虽然他也同情共产党，但始终都没加入，而他的三个湖南籍的好友王尔琢、黄鳌和贺声洋都加入了共产党，可惜的是，他们都倒在了早期革命的征战中。

郑洞国

在黄埔军校中，除校长蒋介石外，对郑洞国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，一是“黄埔慈母”廖仲恺，另一位就是邓演达，所以，在郑洞国的内心深处，是倾向于革命的，加上受到他那些好友们的影响，也使得郑洞国长期身背共产党嫌疑的阴影。

郑洞国在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后，成为广东军政府的警卫，黄埔毕业后，他担任了教导团的连党代表，继而又参加了东征陈炯明和北伐，功勋卓著，第一次北伐结束时，24岁的他已升任团长。

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当北伐军攻占南京后，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名，炮击南京城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下关惨案”，而正是驻守栖霞山的郑洞国不顾上司的命令，下令部队奋起反抗，开炮还击英国军舰。

第二次北伐结束后，郑洞国参加了“蒋桂大战”及讨伐唐生智的战争，也与反叛的军阀石友三血战，更是在“中原大战”中，将冯玉祥、阎锡山和李宗仁的联军打得大败，可以说，郑洞国在蒋介石的统一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1931年，已任独立旅旅长的郑洞国，参加了对我鄂豫皖苏区的围剿，在七里坪血战中，同为黄埔一期的黄杰、郑洞国和徐向前、陈赓，为了各自的信仰殊死拼搏，战斗空前惨烈，最终，红军失利后突围而去，向川陕方面转移，最后在川北建立了根据地。

在黄埔一期学员中，郑洞国的升迁速度是比较慢的，比起胡宗南和杜聿明这些人来说不可同日而语，他一直是在同学黄杰任职，后来也是杜聿明的部下，这是否与他的“共党嫌疑”有关，也是可以想象的。

奔赴长城抗战前线时的郑洞国（后排中）

郑洞国的高光时刻是在抗日战场上，当日本占领东三省后，便向华北进犯，郑洞国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，接替了东北军王以哲部的阵地，与气焰正盛的日军正面硬刚，这也使他成为中国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，他身先士卒，亲自带兵冲锋，体现了中国真正军人的血性。

“西安事变”发生时，郑洞国已荣升少将师长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他率部参加了保定会战、漳河战役、台儿庄大捷等抗战早期的主要战役。

接着，他又在武汉会战、昆仑关大捷、鄂西会战、长沙会战、缅北作战等重大战役中大显神威，他从北打到南，从国内打到国外，整个抗日战场都有着这位铁血将军的身影。

在缅北大反攻中，郑洞国作为号称“天下第一军”，即后来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首任军长，战功是远超他的继任者孙立人将军的，但现在孙立人将军的名气是远大于他，不知这其中的缘由为何。

郑洞国将军（前中）与中美军官们在蓝姆珈营地合影

郑洞国为人谦虚，严于律己，宽于待人，为人处事进退得体，这在与缅甸战场上趾高气扬的美国将军的沟通中，无疑是最佳人选，于是，他接替了罗卓英的位置，与盟军印缅战区的最高统帅史迪威交涉。

他心思缜密，遇事心细如丝，忍辱负重又顾全大局；再加上他学识渊博，彬彬有礼，关心部下，尊重同僚，所以，他的人缘是极好的，在黄埔系将领中备受尊敬。

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将军与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（前右二）在密支那接受印缅华侨联合会总会赠送的锦旗

正是他的人格魅力，使得部下都愿为其效命，在缅北痛击日寇，直到将日本人全部逐出缅甸，确保了滇缅公路的畅通。

远征军胜利归来后，郑洞国的声名达到了顶峰，他不仅晋升为陆军中将，还荣获了青天白日勋章，并在国民党六大上，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。

远征军军官与夫人们合影

让人惊叹的是，郑洞国除了最后坚守长春失败以外，无论是抗战还是内战中，都少有败绩，在东北战场上，很多人只知道陈明仁坚守四平20天的战绩，可在此之前，郑洞国就在四平两次让我军吃了苦头。

可惜的是，陈诚来到东北后，郑洞国便没有了实际指挥权，挂了个东北行辕副主任的虚衔，去管理行政了，在大势已去之时，蒋介石不听郑洞国放弃长春的建议，严令坚守，于是，郑洞国便开启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。

郑洞国（左）正在研究战术

过程就不用多说了，他在被围困的日子里，头脑中从来就没有投降或起义的想法，所以对部下也毫无防备，以至于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时，过程异常顺利。

郑洞国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，他率领残存的部下坚持到了最后，他给蒋介石发出的最后电文是“来生再见”，在他看来，黄埔军人的字典中就没有投降这两字。

郑洞国在长春

但是，就在郑洞国准备自杀殉国之时，被副官打掉了手枪，将他挟持着走了出来，于是，本来准备“杀身成仁”的中将司令长官，成为在最后时刻奔向光明的起义将领。

与那些投诚或起义后的国军将领不同，在他们急着要在新政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，郑洞国选择了沉默，他心灰意冷，思想顽固，成天郁郁寡欢，完全与一位起义将领应有的状态格格不入，即使周恩来让他出来工作也不为所动，反而请求要回乡种地。

因为，他不想与旧日的袍泽兄弟兵戎相见，所以，他一直是赋闲在家，只是担任了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闲职，在家安度晚年，因为在他的心中，始终有着那“败军之将不言勇”的郁结。

但是，为人一生低调的郑洞国却热心于两岸的统一大业，他不顾年老多病，不仅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，还出任了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，呼吁两岸对话，交流往来，早日实现和平统一。

郑洞国（左一）

郑洞国的婚姻也同他的人生一样，充满了波折，他的第一位妻子叫覃腊娥，比他大8岁，这自然是父母包办的婚姻，但夫妻二人相敬如宾，感情深厚，二人育有两男一女。

但不幸的是，他35岁妻子在1930年来武昌与他团聚时，突患伤寒感冒而去世，当时正参加“中原大战”的郑洞国听闻后，竟悲痛得晕厥了过去，可见二人的情感有多深厚。

更不幸的是，当郑洞国兄长与老父亲携妻子灵柩返乡途中，竟然遭遇了土匪而惨遭杀害，郑洞国受到的打击是可以想像的。

几年后，刚从长城抗战中撤退下来的郑洞国，在南京的老乡家中结识了江西上饶美女，年仅17岁的陈碧莲，这位陈小姐出生大户人家，父亲陈鸿藻先生，是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，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同时还是国内著名的大律师。

陈碧莲

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而且长得亭亭玉立、貌美如花，美女配英雄，二人在当年便情定终身，于1933年秋结婚。

在我看来，陈碧莲可以说是国军名将夫人中最漂亮的，甚至比张灵甫的夫人王丽玲还要美丽，然而，时值抗日战争的紧张关头，郑洞国长期在外带兵打仗，二人聚少离多，也没有孩子，这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
不过，后来陈碧莲还是领养了亲戚的一个女孩，也算是给孤寂的生活添了点人生的乐趣。

郑洞国是个天生的军人，也是军中著名的“老实人”，于生活情调方面当然就差了很多；而陈碧莲受过高等教育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精通琴棋书画，一笔簪花小楷尤其让人羡慕，所以，即使在相聚的时候，两人在沟通方面也渐渐生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。

陈碧莲和母亲

1945年7月，郑洞国从印缅战场回国后，把家安顿在上海，解放战争结束后，郑洞国迁居北京，但此时的陈碧莲以不习惯北方的气候为由，拒绝随同前往，不久后，二人正式离婚。

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借口，因为当年郑洞国在长春解放后，被安排到哈尔滨学习，陈碧莲还前去陪伴，既然哈尔滨都能去，如何相对要温和一些的北京就不能适应，这岂不是咄咄怪事。

但是，陈碧莲还是很爱郑洞国的，她曾在没告诉郑洞国的前提下，只身前往印缅战场，陪伴丈夫两年多，而她那一口娴熟的英语，在郑洞国与美国人交流时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这样的爱，也感动了“老实人”的夫君，而面对陈碧莲提出的提婚要求，郑洞国尽管万般的不舍，但很爽快的便同意了，这是对妻子的理解和尊重，也是他性格的必然。

陈碧莲

然而，她在上海居住的时间太长了，优渥的生活和同一帮阔太太们的交往，让她早已习惯了另一种生活状态，当时以郑洞国的收入，是根本无法支撑她的消费水平的。

陈碧莲离婚后不久便嫁给了上海的一个钟姓商人，也斩断了郑洞国对她之后的种种爱恋。

50年代中期，郑洞国与顾贤娟新婚合影

1955年，郑洞国经人介绍，娶了35岁且带着一个女儿的顾贤娟为妻；二人幸福美满，这位贤慧温婉的杭州女人还不顾高龄的危险，为郑洞国添了一个女儿。

而陈碧莲就没有这般幸运了，本以为嫁给了富贵人，应该可以过上她向往的生活，可是，随着一场场运动的开展，钟家的产业被“公私合营”后，财产荡然无存。

夫妻被赶去了苏州，苦不堪言，不久后，她的钟姓丈夫便在风暴中离世了，只留下孤苦伶仃的陈碧莲苦熬时日。

而郑洞国的生活也不尽如人意，本以为顾贤娟可以陪伴着自己走到最后，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1972年，顾贤娟病故，郑洞国也形单影只。

得知顾贤娟去世消息后的陈碧莲立即赶到北京，前来悼念，其中自然是有与郑洞国复合的意愿，而子女们也希望二人能修复情感，重新开始，但被郑洞国一口拒绝。

然而，当1983年时，郑洞国得知独居的陈碧莲没有了生活来源时，还是伸出了援手，他破例请求老部下替她找了份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工作，从此，陈碧莲的生活有了保障。

郑洞国的帮助让陈碧莲又有了希望，她又一次提出了复婚的要求，但依然被郑洞国拒绝，自此她才知道自己再无希望，于是，她将对郑洞国的思念转为照顾郑洞国的孙子们的身上，从中也得到了心理的安抚和快乐，直到2006年去世，终年90岁。

郑洞国之所以会拒绝陈碧莲的请求，是他的性格使然，因为，当年分手时，他曾写下“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”八个大字，既然说了，就要一以贯之，说话算话，这是融汇于老将军血脉中的存在。

他在临终之时，同子女们说了很多，有对结发妻子覃腊娥的想念，也有对后妻顾贤娟的愧疚，但唯独没有对陈碧莲的一句评论，想来，郑老将军也真够固执的。

郑将军重回黄埔军校

1991年1月27日，郑洞国将军走完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，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8岁。

有关部门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，同时，在海峡彼岸，国民党高层和数百名黄埔同仁也相聚在一起，送别这位有口皆碑的黄埔战将，他们心中老实厚道的大哥。

郑洞国之墓

后来，根据郑洞国临终前的意愿，他的后人和亲属将其骨灰由北京八宝山迁回原籍石门，如今，老将军在故乡的土地安息，四周常青的松柏，不时发出哗哗的声响，仿佛在呼唤着将军的英名，也让他在此不至于太过寂寞。